观点：智识是被公共定义出来的

不少西方和中国知识分子，在表达对现实的批判时，会认为今天是一个“反智时代”。但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维佳接受《新京报书评》周刊采访时说，“反智时代”这个词本身就是文化精英的发明。它的潜台词是，“知识分子能将大众的文化状况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评判，并自视为历史进步的方向或诠释社会的权威。”

在他看来，“反智时代”的说法，认为问题在大众，是大众反智，却没有从知识分子这一侧来反思。抱怨“反智”，反映出的其实是知识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文化共识已经破裂。知识分子把问题归罪到社交媒体的发展，以及公众偏听偏信，总喜欢看到自己愿意看到的内容，这其实是“思维上的懒惰和傲慢”。

王维佳很欣赏一本书《本土的陌生人》（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）。作者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。这位社会学家对很多特朗普的铁杆选民进行了深度的跟访，结果发现，他们中很多人，都曾是美国民主党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拥趸。但是，后来这些人却被主流社会抛弃，经受了失业、边缘化和文化歧视。这让他们对知识精英产生了幻灭。随后，知识精英在他们身上贴的“反智”、“非理性”、“民粹”这些标签，更是把他们推向了敌对阵营，“他们越来越讨厌那些鼓吹全球化、自由化和各种表面政治正确的知识精英，最终变成了极端保守派的选民。”

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，西方社会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，在经济政策上，开始向信息产业、服务业和金融业大范围倾斜，原有的工会文化、福利政策和公共传播机制受到了颠覆。结果就是，“西海岸的信息科技、东海岸的华尔街投行，以及那些为全球自由市场经济鼓与呼的文化精英迅速崛起，大量基层民众被甩出了社会主流。知识精英和大众逐渐出现了鲜明的鸿沟。”

所以，今天所谓“民粹主义”的崛起，很大程度上，是对20世纪80年代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文化的反叛。

回到“反智”这个话题，王维佳说，“智识”本身就不是由特定群体和文化精英定义的。智识是人们“在成长和充分沟通的过程中共同定义的。”

因此，今天应该讨论的不是大众的反智，而是是否能够出现一种可以形成共识、让“智识”可以定义出来的传播机制。

总之，北京大学副教授王维佳认为，“反智”本质上其实是知识精英和大众中间的共识破裂，当知识分子谈论“反智时代”时，本身就有一种傲慢在其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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